送外卖三个月后，陈涛已经从白领生活里完全跳出来了。他会和其他配送员一样，一边骑车一边刷小视频，找不到厕所的时候，会在没人的树林里“解决”一下。做这份工作不久，他被导航到漆黑的小路上，摔了一跤，膝盖上破了一大块。但他给这份工作打9分，几乎是上份公关工作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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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涛晚上最常接单的地方是住所附近的望京地区，这里最繁华的办公楼晚上也灯火通明。新京报记者 侯庆香 摄
文丨新京报记者 侯庆香
编辑丨陈晓舒
校对丨李立军
在做了十年编剧后，郑萌离开北京，到深圳应聘进一家便利店做早班店员，每天早上6点30分上班，时薪22元。
便利店在郑萌眼里是一个微缩世界，充满了寓言故事。夹包子的时候，包子太热，袋子太凉，她总是做不到熟练地一下子放进去，这不和人际交往一样吗，只有一边热是不行的，她想，还是要和饭团交朋友，透明的包装袋，既有距离感，又能看清内心。
刚开始跑单时，陈涛像无数的北漂白领一样，尽管在这个城市里漂浮了数年，但庞大的北京在他脑中并没有完整的形状。他从望京一路接单，越走越远，凌晨三四点，他发现自己跑到了丰台、昌平……陈涛变成了一个点，带着五十斤大闸蟹、六个版本的红楼梦、两片感冒药穿梭在一条条陌生的线上，一条直线上有无数个普通的点，但每个都是自由的，不再被困在格子间里。
送外卖三个月后，陈涛已经从白领生活里完全跳出来了。他会和其他配送员一样，一边骑车一边刷小视频，找不到厕所的时候，会在没人的树林里“解决”一下。做这份工作不久，他被导航到漆黑的小路上，摔了一跤，膝盖上破了一大块。但他给这份工作打9分，几乎是上份公关工作的两倍。
从脑力劳动到体力劳动，后者似乎总会成为人们口中避之不及的人生选择，但他们抛开了高学历和看似体面的白领生活，用暂时的逃离做了一场“生活实验”。
时薪11.4元
22点，陈涛把电动车停在望京依然灯火通明的那片办公楼下，先打开了闪送骑手软件，他耐心地刷了十分钟，界面一直都是空白。他又打开了美团骑手软件刷了十分钟，除了明早的两个预约单，零星蹦出的几个实时外送单，点进去就收到提示，已经被抢走了。
手机时不时弹出各种弹窗——世界形势、财经报道、股票走势……陈涛飞速地删除这些消息，生怕订单被人抢走。
3月24日，温度4-14摄氏度，阵风六级。天气提示比刚才那些有用。连日的沙尘让他的电动车覆盖着肉眼可见的一层薄土，后视镜上的灰尘更是不知道积攒了多久，几乎什么都看不清了，事实上，他也很少用到后视镜。
他的外卖装备里最新的是花了89块特意购买的头盔，买了没两天就发现降价了。陈涛有点沮丧，觉得这有点像自己人生的缩影——总是运气不好。
等单子的期间，陈涛会在路边用手机看一些有关于社会科学和科幻的书。新京报记者 侯庆香 摄
今年38岁的陈涛毕业于四川大学哲学系。硕士毕业后，他来到北京，先后进入两家知名媒体做记者，又和行业里许多同事一样，几年后跳槽去商业公司从事过策划、公关等岗位。在过去的十年里，他购买过时兴的理财产品，涉足过加密货币，在798艺术区投资过一家独立奶茶店，“非常典型的白领生活”，他这样形容自己。
但P2P“爆雷”了没能取出来，和朋友一起创业的奶茶店和在线教育培训班也关门了，去年年中离职时，公司甚至拖欠了他好几个月的工资。
入夜后，沙尘小了很多，陈涛把口罩摘到下巴上大口呼吸着，有两个订单，他点进去，软件提示，未缴纳100元保证金不能接单。前几天因为一直抢不到单子，陈涛赌气把之前缴纳的保证金提了出来，现在又不得不再重交。他不死心地打开闪送，依然一个单子都没有，他计划着改天把这里的300块保证金提出来。
22点半，重新交了保证金几分钟后，他终于抢到了一份炒面的外送单，送餐点在直线距离4公里外，一单预计收入11.4元。出餐点在一片七拐八弯的建筑一层，长长的走廊两边全是紧闭的白色大门，店家会在门旁边贴上自家的店名，骑手到了直接拉开门走进去报出编号，店家就会头也不抬地把打包好的食物递过来。
预计送达时间40分钟，地图显示需要32分钟，因为抢不到别的订单，所以时间还算宽裕。之前行情比较好的时候，他顺路可以同时接三个订单，但系统并不会计算进额外两次取餐时间，超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陈涛隐约记得这个送达地址，要经过一条宽阔的、两边长满树木的高速路。大部分情况下，他喜欢这种深夜在马路上“驰骋”的感觉，电动车最快速度是50公里没小时，他可以一直保持着这个速度，感受风、尘土、月亮和看不到的星星在身边掠过，路边的无人树林也能给找不到厕所的他“帮个忙”。
车速慢下来的时候，他会不由自主的观察路上的人。深夜时段，还急匆匆奔走的大部分都是和他一样的外卖员，时不时会有一些没接到单子的代驾师傅，年纪比他略大一些，电动车已经没电了，慢悠悠地在路上蹬着。他说，他感受到“宇宙一样的孤独”，“我会不会永远都这样，再也爬不起来了？”
导航时不时也会出问题，深冬的一个夜晚，他按导航走错了路，来到了酒仙桥附近一条河边，附近没有路灯，黑夜笼罩着一切，只有寒风和流水的声音冲击着他的大脑，身体因为寒冷和疲惫颤抖着，“干脆跳下去算了”，他当时想。
23点，他按时到达了那片城中村公寓。低矮的楼房上贴着出于改建需求，要求居民尽快搬离的通知单。他敲响了门，对方并没有出来，告诉他放在门口就可以。
整整一个小时，他终于赚到了这11.4元。回到马路边找到了一个附近的美食城，陈涛打开几个骑手app又开始了新一轮刷新。发现没有订单后，他打开了手机上的读书软件，自从开始成为配送员，他就这样在深夜的路边，看完了几十本书。
逃离格子间
从2018年到2021年，建筑设计师达海换过六份工作，最长的两年，最短的只有两天。差不多的格子间，差不多的大显示屏，差不多的图纸，尽管设计的都是庞大建筑，但达海觉得自己被困在方寸之间，日复一日。
从小时候起，达海的家人就在工地工作，年幼的他跟着去过几次后，对建筑产生了巨大的兴趣，他好奇这些华丽的大楼如何从空地上拔地而起，容纳他人的生活。高考后，他被山东一所大学的建筑系录取，毕业来到深圳成为了一名建筑设计师。
一切都顺理成章，达海像所有实现了职业理想的年轻人一样，带着兴奋和热情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有时就算老板没有要求，他甚至会主动加班。
但渐渐地，达海发现这份工作和他设想的并不一样。时间永远都是紧迫的，甲方的资金来源大部分都是银行贷款，每天都会产生高额利息，在这种压力下，进度自然越快越好。
一个月下来能在晚上六七点下班的日子屈指可数，晚上八九点已经不算加班了，连着通宵两三天是家常便饭。节假日前一天，甲方发来意见要求在假期结束后完成修改，达海已经习惯了。工作消息要24小时随时留意、随时回复，因为每个人的工作都是繁杂环节中的重要一环，谁掉链子都有可能耽搁整个工程的进度。
达海记得自己有次终于在一个假期抽出时间，前往深圳附近一个小岛上，想要休息两天。老板的电话突然打过来，问他能不能现在改图，他无奈地回复自己现在在一个岛上，实在没办法。班虽然没加成，但休假的好心情已经完全被打破了，接下来的行程都索然无味。
办公室里每个人都是紧绷的。十几平米的房间里大家背对而坐，每个人的面前都是一或两个大显示屏，各种线条和立方体冷冰冰地亮着，图纸杂乱地摆放在各个角落。窗户被分割成整齐的小格子，办公室也是，每个人在分割好的工位上，成为大楼里的一颗“螺丝钉”。
工作的时候，大家很少说话，但时不时会爆发争吵，并不是针对人，都是因为工作。低气压一旦形成，就会久久笼罩在不大的格子间里，和做不完的工作一起压在每个人心头。
每次参与项目竞标都是达海最痛苦的时候。设计方案一版接一版的修改到最后一秒，前两三个晚上几乎都是彻夜无休，通宵后还要昏头昏脑地跟着老板去汇报。每次听到落选的通知，达海就会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所有的努力都是陪跑，有什么意义呢？
在不断的自我怀疑和巨大的精神压力下，达海开始失眠、抑郁，甚至产生轻生的念头。他去医院看病，只敢跟医生坦白自己的失眠，希望能得到一些药物辅助睡眠。他觉得自己成为了一根被扯住的皮筋，不停被拉长，再用力一点就会断掉，“有时候人就是一个念头，只要能松一下，就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从设计大楼到清扫大楼
2021年，工作了三年的达海选择了裸辞。他自己一个人跑到深圳东边的梧桐山脚下的一个村子里租了个小房子，开始学插画。房间的窗户正对着梧桐山，小溪潺潺的从山上流下。白天看着青翠的梧桐山画画、冥想、读书，晚上听着潺潺的流水声入眠，成了他的新生活。画累了，他就去爬爬山，玩玩水，偶尔参加一些徒步和骑行活动。
离职后，达海在梧桐山脚下租了一间房子，每天画画、冥想、读书。受访者供图
他形容自己是，“试着死过一次后，就把活着的东西都看淡了。”在深圳的时候，他也想过要赚钱买房买车，一个月一万多的工资不知要攒到何年何月，但放下了这些“野心”后，达海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了。
他设想着能通过画画的技能赚一些钱，结果没能成功。一年下来，2000块的比赛奖金和700块的接单费，就是他所有的收入。2022年下半年，他从山里回到了老家广西，这一年，他没有上过一天班。
2023年初，达海觉得自己需要找一份工作，重新进入职场，但绝不会再进入建筑行业。他试图在网上找插画相关的工作，但没有得到一家公司的回复，他所居住的南宁设计和插画相关岗位也不多。
但达海已经放下所谓的“职业梦想”，工作现在对他而言只是谋生手段和生活方式。他偶然看到一家保洁公司在招聘，于是应聘成为了一名保洁员。
本就喜欢做家务的达海在这份工作里久违地找到了快乐。做设计师时，一个月偶尔会有几天时间能够在天黑前下班，他不知道突然多出来的时间能用来做什么，只是回到出租屋，机械地刷着短视频，感觉自己变成了“空心”的。
但保洁是有固定上下班时间的，他能够在下午五六点钟后，趁着天还没黑，读读佛教、道教和哲学相关的书籍，“上班不用脑子，下班就愿意动了。”
做设计师时，达海觉得自己和甲方是“不对等”的关系，签了服务合同后，“好像是低人一等的”。但面对需要清扫的客户，他反而感受到了平等，对方付钱，他把房子打扫干净就可以了，不会有人半夜三点打电话要求他重新把玻璃擦一遍。
达海有时会觉得自己成为了他最爱的动漫人物——哆啦A梦，从口袋里掏出各种各样的神奇工具，把房子重新变得干净整洁。从设计大楼到清扫大楼，他反而获得了宁静和满足。
在大小公司辗转了十年的陈涛给自己做过的工作打了个分，10分满分，做公关5分，做记者8分，送外卖9分，少的那1分扣在单子越来越少上，而不是工作本身。
陈涛记得自己是村里的第一个研究生，也是第一个在大城市做“白领”的。毕业后，他决定去北京闯荡做记者，尽管父母只听说过《人民日报》，但认为从小成绩优异的孩子在大城市终于有了一份轻松体面的工作，还能赚不少钱，陈涛却说，“压力很大，没赚多少钱，也没结婚，我去年过年都没回家。”
他很少回忆在商业公司做公关的工作，对他来说几乎是噩梦一样的存在。平均每天工作十小时，且不固定，半夜三点还在工作也是常事。一篇稿子动辄修改几十遍，这意味着他会被否定几十次，那些要求在他看来就是“五彩斑斓的黑”，是无理的。做记者的时候还能创作一些有意义的内容，公关工作不一样，绝大部分稿件改了几十遍后，和第一版在他看来区别也不大——都是没什么意义的内容。
他去献血，检查后被告知肝功能转氨酶过高。他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或许因为每天吃不健康的外卖，也或许是因为焦虑和抑郁导致的长期失眠。他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在公司的大厅里骂人。但他无计可施，就算医院可以开具重度抑郁的证明又怎么样呢？一篇稿子还是要动不动改几十遍。
自从送外卖见多了后厨场景，陈涛再也没有点过外卖了，接一些零散的撰稿、讲课的工作，也不会被要求无数次修改。送外卖三个月后，他又去献了一次血，尽管还是会失眠、熬夜，但这次没有再被拒绝，“薪水和身体状态成反比。”
另一种磨损
尽管精神上有所放松，但身体上的疲惫是不可忽视的。
保洁确实是一份耗体力的辛苦活，达海要每天背着鼓鼓囊囊的背包，里面装着大毛刷、小毛刷、花色抹布、小铲等各种专业工具，提前上门查看预估工作量后，组长会为每人分配任务，每个角落都需要深度清洁，比如要抬起沙发清洁死角，拆下空调擦洗叶片，清洗油烟机的重度油污，用铲子去除墙面上的陈年斑点……一旦验收不通过，就要重来一遍。
有时一天打扫下来，达海觉得自己腿都是软的，回家倒头就睡，等着第二天体力重新恢复，开始新的工作。
每天外出工作时，达海的包里都装满了各种专业清洁工具。受访者供图
郑萌在深圳的一家便利店兼职一周后，收到了店长发来的消息，“我压力太大了，你先歇两天吧”。被“雪藏“了，她说。
但她也确实需要休息，在去便利店打工前，她从来没有设想过这份工作原来也这么难，甚至开始反思那个骄傲的觉得“谁都能干”这份工作的自己。找一份便利店工作是她设想很久的，但面临的困难却是她从没想到的。
培训第一天，她就有种“被冒犯”的感觉。培训中为店员们设置的条条框框，让她觉得自己是被当作“潜在违规者”。自行购买店里的商品需要把小票随时摆放在商品旁边，下班时有开包检查的可能性，甚至会有检查人员装作顾客购物拍下员工工作流程，是否存在违规？有没有完整说完“六句问候语”？
两天的培训下来，就已经走了好几个新人，但郑萌还是咬牙坚持下来了。没想到的是，她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她上早班，每天早上6点30分开始。鸡排有盐焗、地中海、炭烤、奥尔良口味，鸡肉串有柠檬和黑胡椒口味，全世界的鸡恨不得都被装在面前这个小柜子里。咖啡、包子、豆浆，也全都有不同的口味……顾客的早餐搭配变成了难以预测的排列组合。
还没等她记住，来买早餐的“白领”们就争分夺秒地来了，每个人都摆出一副晚几秒钟拿到包子，上班就会迟到的架势，几天下来，郑萌一到早上7点半就会准时开始焦虑，“怕给顾客拿错口味，就像以前交稿的时候怕有错别字。”
郑萌觉得自己仿佛马上要和夹子合二为一，变成一个夹包子工具。最大的区别是夹子不会喊累，但她干了几天，大拇指和食指中间的肌肉酸痛到拿水杯都费劲。她问店长能不能歇一天，店长爽快地同意了，说刚做有这些状况都很正常，自己以前的工作每天要炒两三百份快餐，慢慢就习惯了。
陈涛最不喜欢送的地点是附近一个别墅区，电动车只能停在门口，因为区域太大，步行送餐要走接近一公里的路程。元旦那天，刚刚过了12点，他接到了这里的外卖单，一份五百多块的寿司。取餐的是一个年轻男生，祝他新年快乐，送了他一瓶饮料和二十块的红包，比他这单的收入还要多。
在离开的路上，他一边体会着别人的尊重和感谢带来的成就感，一边感慨自己应该一辈子都买不起的别墅区里，住的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关于社会，关于职业，毕业于哲学专业的他没办法停止这些令他沮丧的思考。
站在别墅区前，陈涛甚至希望自己没有读过这么多书，就能不想这么多，全心全意享受这20块的新年红包和一份感谢。
90秒红灯
陈涛和他为了送外卖特意700块每月租来的电动车，在北京的马路上永远全速前进。有时他会抱怨，怎么运气这么差，遇到的都是红灯，超时了又要扣钱。一个深夜，他突然意识到，现在的低谷人生就是一个90秒红灯，耐心等下去，下一次才能是绿灯。
外卖单子越来越少了，送闪送的第一个月，陈涛每天跑四五个小时，也能赚到5000多元。他算了算，时薪说不定比坐办公室还高，甚至还推荐身边的人也来跑闪送。但近一两个月，骑手数量的逐渐增加，他3月份接单数量只有个位数，外卖单子靠拼手速才能勉强抢到几单。他听人分享经验，现在有些骑手甚至会写代码脚本，通过科技的手段 “开挂”抢单。
晚上23点，陈涛将这晚唯一接到的外卖单送到了北京五环外的城中村。新京报记者 侯庆香 摄
做配送员，一半原因是他想体验这种生活，一半是因为他确实面临“职业危机”，简历投了上百份，回复数量寥寥。
但意识到送外卖确实很难养活自己后，他又把生活重心转移到了找工作上，也会托之前的老师询问工作机会。和大学时期的导师联络时，他搜了硕士同学的信息，发现有人在大学任教、有人考进了体制内，“几乎都比我混得好”。
陈涛把自己“翻身”的机会寄托在创业上，尽管之前有失败经验，但他觉得靠工作是无法“跨越阶级”的，可能创业是自己能够获得成功最好的出路。工作时，他会边骑车边在脑子里设想，开一家公司，专门给别人找丢失的宠物，还可以联系平台做成真人秀……
对便利店的这份工作，郑萌有时会觉得愧疚，她知道自己不会永远是一个便利店店员，所以并没有用尽全力。便利店是她的“选择“，但可能是一些同事养家糊口、赖以生存的唯一途径。
她坐在跷跷板上，一边是创作理想，一边是生活，这里只是她试图找到平衡的一个点。她也会想，如果我的剧本没有人看得上，会不会以后真的只能在便利店上班？
她自己无所谓，“但如果以后我有女儿了，别人会不会笑她的妈妈没有出息？”
达海的父母和大部分朋友都不知道他现在的工作，他知道自己很大可能性不会得到支持，干脆选择了隐瞒。他一直接受的教育都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动者就会低人一等，但尝试之后，他体验到了“逆行”带来的幸福感。
在保洁公司工作了一个月后，达海试图开一个自己的清洁品牌，这样就能有更多自己的时间，但效果不算太好，他又入职了另一家保洁公司，工作强度比之前那家要小一些，月薪4000元。
能够养活自己，偶尔的失眠也不再会成为情绪失控的导火索。每天早晨八点钟，他准时开始打扫第一个房间。
90秒的红灯后，有人选择停留，有人寻找下一个路口，但这短暂的停留，都让他们久违地喘了口气。
（达海、郑萌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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