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从参与和主持世界知名的“中国大庆糖尿病预防研究”，到成为具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学者，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首席专家、中国医科院阜外医院顾问专家李光伟教授已经在医学的道路上跋涉了50多个年头，至今仍坚守临床一线，为病人排忧解难。从本期起，我们邀请李光伟教授入驻“茶座”，听他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和行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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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伟，1945年出生，主任医师，教授，现任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首席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内分泌与心血管病诊治中心主任。曾任第七、八届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50多年来，我行医最大的感悟就是“病人的首要需求是解决问题”。人们经常说“只有大善之人才能当医生”“医生要有一颗当佛的心”，中国古人也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些话我都颇为认同。医生不是什么能发财的职业，也确确实实是日日行善事。但经过这么多年的职业磨砺，接近耄耋之年的我看来，大道至简，行医之道归根结底就一句话：想方设法给病人解决问题。病人的问题没解决，其他的都是瞎说。

从小熟背医学典籍

1945年，我出生在河北省秦皇岛市的一个小山村。家中有兄弟姐妹六人，我是老大。故乡虽是小山村，但那里的精神文化生活却不贫乏。新中国成立前，村里曾连着出了好几个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高材生，我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位。

受父亲的影响，我从小学习十分刻苦，每次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我之所以走上医学的道路，也是深受家庭的影响。我爷爷是走街串巷的铃医（即身负药箱、手摇串铃的走方郎中），我父亲一直有个医生梦，却机缘巧合下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父亲一直没有放弃当医生的梦想，大学毕业工作后，仍刻苦钻研医术，退休后更是开了一家中医诊所，他的医术也颇受患者赞誉。正是由于父亲对医学孜孜不倦的追求，加上他自己未能上医科大学的遗憾，父亲就特别希望我将来能学医。在家庭的熏陶和父亲的教诲下，我在初中时代就能熟练背诵《汤头歌》《药性赋》等医学古籍，当医生的信念早已植根内心。

上高中时，我曾一度因家庭贫困，想要放弃读大学而改上技校，以便提前工作，早日给家里减轻负担。有幸的是，我遇到了一位好老师。在他的帮助和支持下，我开始周末勤工俭学，补贴生活，最终顺利参加了高考，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并最终成为一名医生，圆了父亲的学医梦。

参与和主持“大庆研究”

刚在学校学了3年，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耽搁了几年后，我就和很多学医的同学一起全部上山下乡去了。我被一杆子插到底，分配到黑龙江大庆市肇州县，后来又下到地方公社当起了公社医生。那时候，当地老百姓看病都是找赤脚医生，使用的药材都是赤脚医生自己采摘、炮制的。到现在，我仍不敢想象自己当年下乡的地方医疗条件是如此之差。

由于仓促的实习不到半年，我刚到地方的时候根本不会看病，只能照着书本去查，什么病该怎么治。在基层当大夫的前两年，我深刻意识到自己能力不足，攒了好多需要解答的问题。直到1973年，我有机会重新回到学校再学习一年，临床能力得以大大提升。1983年，我再次回到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进修，才决定做一名专科医生，从事糖尿病的治疗和研究。

1983年到1985年的这几年是我人生发生巨变的时间段。一方面我的个人能力提高了，另一方面我也遇到了新的发展机会。1985年10月，中日友好医院成立了。我的老师潘孝仁教授从北京协和医院调到中日友好医院组建内分泌科，他手下急缺人手去管理病房，于是就邀请我到中日友好医院。我和潘老师一起，从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干起，一点一滴把内分泌科建立起来了。

1986年，在潘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开始了后来全世界知名的“大庆研究”，一做就是几十年。1992年，大庆研究的第一阶段工作结束，中国的糖尿病研究就开始在全世界名声鹊起。1997年，潘孝仁教授逝世，第二年我接了老师的班，任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并接手主持后续的大庆研究。到了我们20年随访成果出来的时候，大庆研究的名气更大了。后来我们又坚持做到了30年的随访研究。事实证明，大庆研究不仅仅给中日友好医院赢得了声誉，还给中国人争了光。“大庆糖耐量低减（IGT）和糖尿病研究”“大庆糖尿病预防20年跟踪研究”与美国及芬兰同类糖尿病预防研究一起，被誉为世界2型糖尿病的一级预防里程碑式的研究。

当医生不能自满

从医50多年，我自始至终都觉得当医生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疾病千奇百怪，医生不可能全都知道。不管当多少年大夫，总有你没看过的病。时至今日，尽管科技越来越发达，但我们仍可以说，除了急性传染病，几乎没有什么病是医生能真正治愈的，就像今天我们依然无法治愈糖尿病、心脏病一样。

医生是在用有限的能力去对付无限的疾病，所以每个医生都会犯错。连北京协和医院的“祖师爷”、被患者称为“活神仙”的内科大家张孝骞教授也会犯错。他常说：“诊治患者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张孝骞教授去世的悼词中是这样写的——一生很少误诊，没敢说“包治百病”“妙手回春”。

从医以后，我深刻体会到做医生永远不能自满。医生不知道下一刻会面对什么，每向前走一步，都可能踏入深渊中。越是年资高的大夫，越是胆子小。在糖尿病领域我也算是身经百战了，但现在我仍天天提心吊胆，就是害怕出问题。前不久，我接诊了一位出现低血糖的患者。他有胰岛素抗体，打胰岛素的效果很差，血糖低的时候只有2毫摩尔/升，高的时候能超过20毫摩尔/升，而正常人的空腹血糖范围为3.9~6.1毫摩尔/升。看到这种情况，我跟他说：“你得住院，不住院的话有风险。”患者不想住院，但我还是安排了一个床位，几乎每天都打电话给他，问他什么时候可以来住院。每一个病人我都得盯住，直到他安全了为止。

现在我已经退休了。我觉得医生可以退休，但不可以不看病，脱离病人的话，医术就会慢慢萎缩了。“三年不看病，大专家也落后。”在我看来，现在新药、新病层出不穷，坚持出门诊看病才能与时俱进。

解决病人问题最重要

给病人解决问题是医生最重要的职责，这不是说遇到疑难杂症我们就能立马解决问题。病人来了，你不会治疗这个病没关系，你可以看看其他医生是怎么治疗的，全球那么多医生，总有人治疗过。

前不久我碰见一个14岁的甲亢患者，患病服药已满2年了。在来我门诊之前的4个月时间里，她吃治甲亢的药物比常人高出3倍剂量，但甲状腺激素水平仍极高，甚至高出化验室检测范围上限的3~4倍。这个小患者在家时就天天窝在床上，没精打采，上学都很困难。家长带她去了好多大医院就诊，病情没一点好转。我看了之后，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病例，很可能是药物对患者没起作用，产生了药物抵抗。

应对药物抵抗，我的第一反应是上激素。但用激素有风险，尤其是使用大量激素后，会有股骨头坏死、糖尿病、溃疡病等副作用。到底用不用激素？我专门为此翻阅了很多资料，查询此前曾报道过的类似病例，发现在全球累计报道都不到10例。后来我又给北京协和医院一位已退休的老教授打电话——他40多年前曾救治过1例类似患者——详细了解了他的治疗经过。我按照老教授说的办法去治，两个月之后，孩子的指标恢复了正常。

但这只是治疗的第一步，接下来就是劝家长让孩子做放射性碘治疗。由于患者吃药不起作用，现在不根治的话，将来再发病还是没法控制。起初，孩子父亲并不接受同位素或手术的建议，因为大剂量同位素治疗会将甲状腺细胞全部消灭。孩子刚刚14岁，家长无法接受，我们完全能理解。但为了患者的安全，我找孩子的父亲谈了好几回，跟他详细解释为何要这样做，“像你孩子这样的情况，全世界也没有几例，情况十分特殊。做放射治疗后，孩子将来结婚、生育都不会有什么问题的。”经过一番苦口婆心地劝导，父亲才答应。

患者信任医生，不光是医术的问题。一个陌生人，他凭什么相信你？这需要医生把患者当成朋友，花费精力去和患者沟通。将心比心，当患者知道你是真的关心他，一定会信赖你。（连载①。本文由本报记者张健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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